现在有关前列腺DCE-MRI定量分析的研究多选用了Tofts模型进行定量参数的计算, 但也有少量研究选用更为复杂的三室模型。不同模型的使用会对定量参数的测量产生影响, 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可比性。Lowry等^[10]比较了快速交换支配(FXR)模型和快速交换受限模型(FXL)对前列腺癌定量参数测量的影响, 发现基于FXR模型得出的K^trans和V_e值均显著高于FXL模型。Chaan等^[11]发现基于扩展Tofts模型得出的K^trans值和K_ep值明显低于Tofts模型, V_e值没有明显差别。但两种模型间wCV没有显著差异, 对于重复扫描中定量参数的可重复性没有影响。

在前列腺DCE-MRI定量分析的研究中, 通常有两种获得AIF的方式:一是检测每位受试者得出个体化AIF, 二是通过大量数据得到的经验AIF。Yang等^[12]认为经验AIF可以帮助解决要求高时间分辨率的问题, 减少测量个体化AIF时ROI大小和位置带来的错误, 提高定量参数测量的可重复性。Huang等^[13]在前列腺癌多中心研究中发现, 随着AIF的获得方式不同, K^trans值变化最大, wCV高达74%, 组内相关系数(ICC)为0.30, 其次是K_ep值, V_e值受到的影响最小, wCV和ICC分别为33%和0.62。这与Cheng等^[14]的观点相似。Huang等^[13]还指出使用肌肉作为参考对AIF进行校准可以帮助减小AIF获得方式对定量参数的影响。

在既往研究中, 学者往往容易忽视不同厂商不同类型后处理软件对DCE-MRI定量参数的影响, 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很少。Heye等^[15]对子宫肌瘤的患者进行研究, 他们基于Tofts模型采用4种不同分析方法(Tissue4D, DynaCAD, Aegis和CADvue)计算得出定量参数, 结果显示不同方法的wCV分别为:K^trans值48.3%~68.8%, K_ep值37.2%~60.3%, V_e值27.7%~74.1%。这表明四种分析方法得出的定量参数缺乏可比性, 可见建立统一的标准化的后处理方法对于定量参数广泛应用于临床非常重要。

DCE-MRI定量参数的计算十分复杂, 还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Dale等^[16]认为造影剂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定量参数的测量, 但Durmus等^[17]比较了钆布醇和Gd-DTPA两种造影剂, 发现两组间前列腺癌的K^trans值和K_ep值没有明显差别。此外, ROI的勾画, 运动配准等都可能造成定量参数的变化。

目前临床工作中, 对于怀疑前列腺癌的患者通常依靠经直肠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transrectal ultrasonography, TRUS)明确诊断, 但是超声对前列腺癌的诊断准确性不高, 容易漏诊, 并且TRUS作为有创检查, 存在并发症的风险。近年来学者不断将DCE-MRI定量分析应用于前列腺癌的诊断, 希望能够帮助准确检出和诊断前列腺癌, 减少漏诊和不必要的穿刺活检。

对于外周带前列腺癌, 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K^trans和K_ep值在外周带前列腺癌中明显高于外周带正常组织, 而V_e在两者间没有显著差别^[18~20]。但也有研究报导, 癌灶的K^trans、K_ep和V_e值均高于外周带正常组织^[21]。与外周带不同, DCE-MRI定量参数在中央腺体前列腺癌诊断中的价值仍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 K^trans和K_ep值在中央腺体癌灶和非癌灶之间存在重叠^[22~25], 对癌灶的诊断没有明显帮助。但王世威等^[26]对39例中央腺体前列腺癌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发现:中央腺体前列腺癌组的K^trans值高于非癌组, 其诊断前列腺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3.4%和82.7%。Jackson等^[27]则发现癌灶的K_ep值高于中央腺体非癌组织, K^trans值和V_e值在二者间没有明显差别。

Verma等^[28]指出血管新生并不是所有肿瘤, 特别是较小肿瘤的固定特征, 而且并不是所有血管新生都是由肿瘤引起的, 也可能是炎症等其他原因。这使得癌组织和良性组织的定量参数有相当大的重叠, 所以DCE-MRI定量参数应该与T₂WI、DWI或MRS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更好的诊断效能。

Ocak等^[18]纳入50例前列腺癌患者研究发现, 应用T₂WI单独诊断前列腺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4%和37%, 联合K^trans值和K_ep值后分别为80%和75%。朱海滨等^[29]认为在鉴别外周带的前列腺癌组、炎症组和正常组织时, 不能单独应用K^trans值, 需要结合T₂WI的不同表现来帮助诊断。Langer^[30]等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发现在外周带T₂WI联合ADC值、K^trans值和V_e值可以提高前列腺癌的检出率, 曲线下面积由0.673提高至0.706。Oto等^[23]研究了49例患者, 38个前列腺癌灶和38个基质增生病灶, 结果表明虽然K^trans值不能有效鉴别中央腺体前列腺癌和基质增生, 但是与单独应用ADC值相比, K^trans值与ADC值结合可以有效提高诊断的灵敏度, 并降低假阳性率。但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观点, Donati等^[31]发现在T₂WI和DWI的基础上联合K^trans值和K_ep值, 对于诊断前列腺癌没有额外益处。在他们的研究中, 两名放射科医生利用T₂WI联合DWI诊断前列腺癌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91和0.745, 增加K^trans值和K_ep值后,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45和0.672。

研究发现前列腺癌根治术后的患者有15%~30%可以发生生化复发^[32], 接受外照射放疗后的患者有20%~40%可以发生生化复发^[33]。缺乏正常的解剖标志和瘢痕组织的形成给治疗后前列腺癌复发的诊断带来一定难度, 但是发现和确定复发部位, 及时接受进一步治疗对于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有很大意义。

放疗导致的纤维化改变或根治术后的瘢痕组织在T₂WI上都表现为与复发癌灶相似的稍低信号, 很难鉴别。但Yakar等^[34]对24例接受外照射放疗的前列腺癌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表明, DCE-MRI定量参数与T₂WI相结合诊断外照射放疗后前列腺癌复发的阳性预测值可以达到68%。Akin等^[35]发现T₂WI联合K^trans值、K_ep值和ADC值, 诊断外照射放疗后复发癌灶的曲线下面积由0.53升高至0.86。对于前列腺癌根治术后PSA升高的患者, DCE-MRI定量参数也同样有助于局部复发癌灶的发现和诊断^[36]。